而另一边，我和母亲正在前往瑞士的专机上。

三年前，一个陌生号码打到我手机里，电话那头的男人说他是我的父亲。

我冷笑着挂断了电话。二十多年的缺席，现在想起有个女儿了？

可是当我走投无路时，我想起了他留下的那张名片——沈建国，瑞士华侨商会会长。

那通求救电话打出去时，我的声音在颤抖：“我是沈疏桐，我需要帮助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传来哽咽的声音：“疏桐，爸爸派人来接你。”

现在，坐在这架私人飞机上，我看着窗外的云海，内心五味杂陈。

母亲躺在专机内特制的病床上，氧气罩罩着她苍白的脸，胸口微弱地起伏着。

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，飞机在苏黎世机场降落。

透过舷窗，我看到停机坪上站着几个人。

其中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格外显眼，他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但不停地看向飞机的方向，神情紧张而期待。

空乘人员小心翼翼地帮我转移到轮椅上，然后推着我走下飞机。

“疏桐。”那个男人快步走向我，声音颤抖着叫出我的名字。

我坐在轮椅上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沈先生。”

听到我疏离的称呼，他的脸上闪过明显的痛苦表情。

他缓缓蹲下来，与我保持平视：“疏桐，爸爸知道错了。这些年…”

“我们先去看医生吧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“我妈妈情况不太好。”

他立刻站起身，转头吩咐身后的助手。

母亲被紧急送往医院后，医生们围着她忙碌着。

我坐在病房外的走廊里，沈建国在我身边紧张地踱步。

“疏桐，”他试探性地开口，“要不要我也安排医生给你检查一下？瑞士的医疗条件很好，也许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想先去你家住下。”

沈σσψ建国的眼中闪过惊喜，随即小心翼翼地点头：“好，好的。我已经准备好了房间。”

从医院到他家的路上，沈建国告诉我他在瑞士的情况。

他的公司主要从事国际贸易，在当地华人圈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“疏桐，我已经联系了全欧洲最好的脊椎神经外科专家。”

他通过后视镜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期待，“亨利医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，他说你的情况还有希望完全康复。”

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没有说话。

从小到大，我习惯了只依靠自己和母亲。

突然有个人说要帮助我，反而让我感到不安。

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冷淡，声音变得更加小心：“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我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年轻气盛，以为事业比家庭重要，就这样抛下你和你妈妈，一个人来了国外。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，无数次想要回去找你们，但我没有勇气面对…”

“后悔有用吗？”我的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讽刺。

他的手紧握着方向盘，关节都泛白了：“没用，我知道没用。但现在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，哪怕只是一点点…”

车子停在一栋湖边别墅前。

“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，”沈建国说，“所有的治疗费用我来承担，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。”